当痛苦而漫长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用“支离破碎”来形容欧洲人肉体和心灵的状态实不为过。但对数千万欧洲人来说,二战胜利日并非噩梦的结束,而是这片土地陷入原始蛮荒状态的开端。

身为始作俑者,德国付出的代价最为高昂:约200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还有1700万难民;柏林的一半房舍沦为瓦砾,科隆70%是残垣断壁。

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随着同盟国特别是苏军的滚滚铁流而来的,却是针对全体德国人的无差别报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近70年了,苏联红军曾经以协助德国人民摆脱纳粹魔掌的英雄自居,但是近来不断有史料证明,苏联红军曾经在攻陷德国后,却做着令人发指的暴行。

尼莫斯多夫村是最先被苏军攻占的德国领土,所有老人、女性和孩子都被残忍杀害;在柯尼斯堡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郊区,遭到的女尸“或是散落在路上,或是被钉在当地教堂的十字架上,德军士兵的尸体则挂在近旁”

今天,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坚决否认这些暴行,但无数亲历者和家属的痛苦永远抹杀不掉。种族战争的最后一幕,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继续。

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

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

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

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

尤为可笑的是,一般军官们的待遇加倍优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邮寄两次这样的邮包,而将军们的邮寄次数则不受限制。

科佩列夫就曾十分无奈地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邮寄了一副精制版画,那副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著名版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之手。图为丢勒版画。

之所以苏军会在大范围内发生肆无忌惮的胡为,高层的一度默许是惟一解释。纵兵三日,以飨将士,这种胜利之师的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苏军的放纵行为长了一些。

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要当事人是苏军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随军摄影记者——叶夫根尼哈尔捷伊。

他跟随反攻的大军从莫斯科城下一直到柏林,拍摄了很多被世界公认为经典的“二战”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展现了苏军士兵在帝国大厦楼顶上打出苏军战旗的场面。

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在两手上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以抢劫德国居民手表而闻名的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穿帮镜头。

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当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波兰和苏联时,所到之处,不仅了很多当地的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藉”德国官兵。愤怒的斯大林在反攻开始时曾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或许是受斯大林的激励,苏联红军也了德国妇女。在差不多三年多期间,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其中有些更是被人。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

有些妇女不想落到红军手上而自杀,有人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女儿杀死,还有学校女生。

被的妇女在战后由于受惊过度,一直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由于红军被视为将德国从纳粹手上解放出来的英雄,他们犯下的罪行被视为禁忌,无人敢再提。

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她在2001年自杀身亡。当年她只有十二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

随着越来越多揭露红军暴行的书的出版,很多沉默了50多年的受害人,都纷纷打破缄默,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

很多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军队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而且高声呼喊:Fraukomm(女人来)。他们挨家挨户搜集德国妇女,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年以上妇女,进行集体、。

很多妇女不堪暴行而惨死,另一些妇女不能忍受侮辱而自杀。剩下的年富力强的则被抓回西伯利亚作苦工,成了活的战争赔偿。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最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就被枪毙的德国妇女们。

在德国,有一位近百岁老太太,她曾被迫做了希特勒的试毒员。在苏军攻入柏林后,又被捉去遭连续14天。以至于失去生育能力。

当年被苏联红军的八十一岁的玛尔塔,将抑压多年的悲痛往事公开:他们(红军)发现我时,叫我埋葬已死的希特拉青年团尸体。有六名红军将我推到墓地旁边,然后一个一个轮着我。她重复说:我并没有说谎,我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

有些妇女在多年以后还未能接受这段痛苦的事实。一名受害妇女说,一名红军战士尝试她的母亲,于是她抢了那名军人的枪,企图勒死他。但事实是她并没有勒死那名红军,反而被红军了,只是她至今的创伤还未平复,所以希望用谎言欺骗自己。

2005年5月,德国一位女记者在1945年柏林沦陷期间撰写的日记《柏林女人》在德国再次出版,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再次证实了:1945年德国沦陷之后,苏联红军曾了无数孤苦无助的德国妇女。

1945年,希勒丝刚刚30岁出头,依然单身,家住东柏林。德国沦陷之后,她由于害怕,躲进了自家的一间地下室里。4月27日,一群苏联士兵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她,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她拖到走廊里,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

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

俄国人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一边一边殴打受害人,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

被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

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

在战时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苏联出于正面宣传和维护领导威信的需要,公布的数字常有虚假。1941年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发表讲线万人,失踪37万人),杀伤了450万德军。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访谈录》,朱维毅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0月 出版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军队之所以需要军纪,首先是要保证战斗力,其次是要约束破坏力。“二战”后期的苏军在战斗力和破坏力都达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国民众无不谈“俄”色变。

中国人对苏军士兵的感觉也曾经是很复杂的。在中苏友好期间,一系列的苏联“二战”故事片向我们展现了苏军战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刚强、善战、纯朴、正义。而在“二战”的现实中,中国人也看到了强大的苏军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垮百万日本关东军的。

但是,正视历史的人也无法回避苏军士兵的另一种表现:酗酒闹事、抢劫平民、妇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关进驻东北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后,首先遇到的任务就是处理平民大量投诉的苏军抢劫事件,以至于我军必须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严肃纪律”的要求。同年12月,刚刚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东生在遭遇苏军士兵的抢劫时竟然被对方开枪打死。巴顿将军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苏军:“具有严格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

苏军的战场纪律是极为严格的。在两军交战时,军方对违令撤退者一律用机枪直接扫射。但是在作战行动之外,苏军的军纪却是时紧时松。对于一支整体文化素养较差的军队,纪律约束的稍许松弛极易导致大面积的恣意胡为,当这支军队面对敌对国平民的时侯尤其如此。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

尤为可笑的是,一般军官们的待遇加倍优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邮寄两次这样的邮包,而将军们的邮寄次数则不受限制。科佩列夫就曾十分无奈地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邮寄了一副精制版画,那副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著名版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之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了苏军摧残德国平民的行为:文化和道德水准低下的兵痞行径,对德军在苏联犯下罪行的复仇心理,军队指挥员对士兵越轨违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其中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没有高层的纵容,这支处于严厉管控之下的军队根本就不可能在进入敌国后混乱到这种程度。在柏林休战时还是个孩子的退休老人拉赫曼告诉我,俄国人真正开始变得规矩起来是在停战三个月以后。历史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德国军队全面放下武器的时间是1945年5月8日,此后在苏军各部队中偶尔有约束士兵放纵行为的指令下达,但真正全面而有效的整肃军纪却是始于驻德苏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在8月3日下达的整肃军规命令。这道命令指出:“这些行为(注:意指抢掠、人身暴力和“可耻事件”)使我们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形象受损,特别是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发起反对红军和苏联政府的运动……”由此可见,捍卫荣誉和防止反抗是朱可夫元帅下决心治理军纪的两大原因。但是这两点在此前就不重要吗?难道苏军高层在此前并不了解士兵们都对德国平民做了些什么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之所以苏军会在大范围内发生肆无忌惮的胡为,高层的一度默许是惟一解释。纵兵三日,以飨将士,这种胜利之师的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苏军的放纵行为长了一些。

在采访柏林的洛特老人时,我认真地参观过他家的小独楼,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后曾经有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座小楼里住过。小楼有3层,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客厅加书房,三楼是卧室。当年,那一群俄国人就住在二楼,洛特一家人住在三楼。

洛特说:“当时一共有9名苏军列兵和1个下士班长住在我家,其中有一个是伤员,天天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那个班长一个人睡在二楼的书房里。柏林的战斗结束后,很多苏联军人都住在德国老百姓家里。他们不愿意去住大楼房,觉得住户太多不好控制,最喜欢住我们家这样的独户小楼。那时,谁家住进什么样的俄国人,房东没有选择权,全看自己的运气了。我家的邻居就比较幸运,住进去了一个少校带一个勤务兵,两个人不闹事,也很安静。可我们家算是倒霉透顶了,一家伙住进来了10个大兵,其中还有伤兵。

“在这群俄国人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哥哥险些就被他们抓走‘处理’了。哥哥当时22岁,这个岁数的德国男子在战争结束时还能不残不伤地留在家里是很难想象的。俄国人坚信他是德国兵,一定要把他带走。哥哥分辩说自己是话剧演员,俄国人听不懂,还是要捆他,最后哥哥忽然想起了‘艺术家(Artist)’这个词。那个下士班长听懂了,便表现出了几分敬佩之意,但他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就让我哥哥弹奏一曲钢琴给他们听听。我哥哥的钢琴水平比我强3倍!您想,我当时的钢琴水平都已经能够进柏林电台去演奏了,他能差吗?他弹奏了一首美国舞曲,是他在战前学会的。俄国人听完后确信了他的身份。这下他有事做了,下士班长命令他给那个伤兵演奏钢琴,没有命令不能停止。这样,哥哥用他的钢琴演奏连续慰劳那个大胡子伤兵达4个小时,他后来常和别人说,这是他这一辈子弹得最长的一次钢琴。

“那时苏军在柏林全城到处妇女,从10多岁的小女孩到70多岁的老奶奶都不放过。我妈妈当时已经是52岁的老太太了,但面对住在自己家里这10个俄国大兵,她也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您能想象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吗?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不修边幅,脾气暴躁,永远都在唠唠叨叨的老主妇。您看见我家二楼客厅的那个手工雕刻的老橱柜了吧?有一次,苏军的伙夫把一盆满满的菜汤放在橱柜的顶上,溢出来的油水滴了一柜子。你猜我妈妈怎么办?她揪住那个伙夫就骂,一个下午没有停嘴。这样一个多事难缠的老大娘不是很容易让那些俄国小伙子联想起从小到大一直在管教自己的老家长吗?对这样的老大妈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对其产生性要求就更谈不上了。我妈妈的这一自我保护方法很成功。

“但是麻烦并不是没有。俄国人住进我家一个月后,有一天一个士兵用刚刚学会的德语对我哥哥说:‘你,去找姑娘来。’很明显,他认为哥哥以他演员的身份必定会和很多女孩子交往。哥哥说他不认识什么女孩子,苏兵拍拍枪说:‘去找!’哥哥出去后就没敢再回来,他在朋友家一直躲到美军接管了我们居住的坦波豪夫区。按四大战胜国的约定,柏林由4国共管,我们家这个区被划进了美军的管辖范围。美国人也不怎么文明,但毕竟是有文化的军队,军纪比苏军要好得多。他们不住在市民家里,而是住在坦波豪夫机场。”

谈到苏军在柏林的军纪情况时,洛特告诉我:“俄国人违反军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行为。他们最喜欢抢的东西就是手表,因为德国手表对这些来自东方的穷苦农牧民来说确实是以前只能在梦中能见到的奢侈品。我亲眼见过俄国大兵一人的手臂上戴着十多块手表。他们叫手表是‘乌利’。”

现住麦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迈尔老太太第一次面对苏军士兵的时候年仅20岁,是在她跟随一群难民从家乡布吕绍向西逃亡的路上。

她回忆道:“追上我们的队伍的第一批苏军是坦克兵,这些士兵挺富有人情味。他们告诉我们要及早藏身,后续部队可能会对我们不利,然后他们留下几个面包就继续前进了。很快,我们就和后面跟进的苏军步兵遭遇了。那些士兵来自苏联西亚地区,面孔具有东方黄种人的特征。他们冲进难民的队伍,开始劫掠财产。我们的首饰要摘下来,皮靴要脱下来,最受欢迎的还是手表,必须全部交出。夜色降临后,行为开始蔓延,到处是女人的哭喊声。一个穿皮上衣的苏军政委模样的人向我扑来,被我的父亲拦住。结果那个家伙一拳打掉了父亲的两颗门牙……

“在继续西进的路上,后面的苏军源源不断地赶到。一队新来的苏军截住了我们,并命令男女分别站在两处,说要在几分钟内处死所有的人。然后就见一个拿手枪的俄国人突然叫道:‘乌利,三块乌利。’他说的是手表。大家立刻明白了,现在能救命的只有手表。但此时多数人已经被劫掠一空,再也没有手表了。这时,我轻轻掏出了一块一直藏在内衣里的金表,接着又有人献出了第二块、第三块。俄国人凑在一起把那3块手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互相拍着肩膀,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关于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最醒目的曝光恰恰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要当事人是苏军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随军摄影记者——叶夫根尼.哈尔捷伊。他跟随反攻的大军从莫斯科城下一直到柏林,拍摄了很多被世界公认为经典的“二战”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展现了苏军士兵在帝国大厦楼顶上打出苏军战旗的场面。对那次的拍摄过程,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做过专门的描述。大致情况如下:

1949年5月2日,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苏联塔斯社随军摄影记者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帝国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他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焦糊气味的大厦,在大楼的底层他找到了3个军人,提出要请他们合作来拍摄一张历史性的胜利照片。3名军人欣然同意,他们挎上了武器,又找来一面鲜红的战旗,然后随同哈尔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国大厦建筑的顶层露台。在选好照相位置后,哈尔捷伊对那3名军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然后一口气拍完了整整36张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选出其中最满意的一张对外公布了。这张在帝国大厦上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轰动,以致它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史镜头。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在两手上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以抢劫德国居民手表而闻名的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穿帮镜头。

哈尔捷伊说:“我接到了一个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们看到的那个军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块手表了。”欲盖弥彰。如果不修改,苏军原本是可以对最初的那张照片做一些解释的。比如说:军官的右手戴得不是手表,而是军用指南针云云……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