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98年6月中到9月末,戊戌变法满打满算只有103天。晚清的这场改革最终以皇帝被囚,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的悲剧结局收场,自此以后大清政局基本上被一帮昏聩保守的顽固派控制,辛酉年的大灾难也就此埋下。后人读史的一大乐趣是可以清楚地看见当年博弈各方的底牌,当当事后诸葛亮。将事件的枝枝脉脉在水晶球中仔细梳理一遍,经常会发现历史远比“维新派一心强国,顽固派百般阻挠”之类的知识标签复杂得多。比如,晚清的保守顽固势力固然强大,但新政只维持了 103天,这里面有没有维新派的错?就像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即便是必然失败,百日失败和十年失败,全局失败和局部失败对下一段历史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

变法革新,不管其宣扬的目的多么崇高,其实际过程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因此,改革派最难迈过去的坎儿就是如何对待那些原有体制内的获益者。虽然变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为了各个阶层的长远利益,但没人会心甘情愿做出自我牺牲。尤其是当利益受损阶层是那些有权有兵的当权派时,能否妥善处理好与这一阶层的关系,尽量降低变法的阻力,将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败。而在这一点上,当年的变法派无疑做得非常差劲,变法派公认的领袖康有为并无实际政治运作经验,为人处世既偏激又迂腐,一开始就将较为守旧的大臣得罪了个遍。变法第五天康有为拜见光绪皇帝之前,在朝房里遇到了顽固派的头号大臣荣禄。荣禄告诉康一二百年的成法不可“一旦遽变”,康直接回敬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如此回答除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引起后党对新政更大的反对外,实在是没有其他用处。9月中旬时局越发艰难,光绪发“密诏”向维新派求解应对之策,杨锐给出的建议是多顺从皇太后,变法分清轻重缓急,而康有为却完全不顾变法派势力弱小,决定用武力强迫慈禧就范,直接导致了维新派全军覆没。梁启超说康“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可谓一语中的,以此人作为变法派的总后台,在晚清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实在是很难有胜算。

光绪帝是变法主要的实施者和推动者,但当时这位27岁的皇帝明显操之过急了。以光绪之无权,韬光养晦、慢慢培养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毕竟那会儿革命党还没成气候,大清还有时间,而且与慈禧相比,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等得起。可惜年轻人做事总有些急于求成,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加上维新派一帮人的鼓噪,皇上显然觉得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对体制内的旧官僚充满了敌视,似乎他们除了充当强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外一无是处,对变法充满了玫瑰色的幻想,似乎变法诏书下得越快复兴的速度也就越快。搞起改革来不讲究任何策略,既不懂“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也不尝试着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只是一道接一道诏书地改八股、减冗员、裁机构,废特权,最后搞得儒生、官僚、太监、全体旗人都反对维新。支持变法的力量还尚待培育,反对变法的力量已经结成了空前强大的联盟,维新焉能不败?

一个制度、文化自成体系的老大帝国以异域的西方文明为蓝本进行现代化转型,用钱穆的话来说,其难度无异于从一只飞禽变为走兽。若要转型成功,其操盘者既要有足够的权威,又不能沉醉于权威带来的利益而裹足不前,既要心中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又要懂得如何打好手里的牌,这些都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和手腕,而这些能力和条件,晚清的变法派从皇帝到官员无一具备,其失败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始于清末的现代化运动,直到今天仍然是整个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历史的车轮仍然滚滚向前,六君子的血,值得后世的变法者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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