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中国收藏界出现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嘉德拍卖行计划在其10周年庆典上拍卖西晋章草书法家索靖所写的《出师颂》。

索靖,字幼安,敦煌(甘肃)龙勒人,其书法艺术,名动千古,后人盛赞“如风乎举,鸷鸟乍飞,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险峻遒劲,堪“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造诣,为书坛颠峰上数之一二者,索靖与之相提并论,则评价之高,不言而喻。

索靖是东汉章草书法家张芝姐姐之孙,王羲之本人自称“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余则不足观”。

王羲之的书法老师之一、同时也是他的叔叔王 (外广+内冀),为晋元帝的姨弟,在随王室南渡时,随身只在怀里揣了叠成四折的索靖墨宝,并密密缝在内衣里。宋人看此帖时,四叠印仍在。

现在书法界有一定论:索靖的书法是中国书法从章草向行草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代表。惜乎其真迹稀有,盛名淡却,后世几忘。

但不管如何,说王羲之在索靖、陆机、钟繇的章草基础上创造出流行至今的行草书法,那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还有,《出师颂》是东汉人史孝山所写的一篇著名文赋,作于东汉名将邓骘出师讨伐羌人前夕,文中内容气如长虹,势若千军。此文因此在南梁朝被辑录入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

《晋书》记载:“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

看,索靖曾拜大将军,统兵平定“西戎反叛”,那么,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出师颂》,意义更加重大了。

在此基础上,嘉德拍卖行还大张旗鼓为这次要拍卖的宝物造势,他们在宣传品上是这样的:“上面有宋高宗篆书大字晋墨,乾隆御笔题跋。索靖书《出师颂》,米友仁题记。……谓之书林至宝,毫无溢誉之嫌。”

《出师颂》引首部分宋高宗之“晋墨”二字最具说服力,因为在宋朝,皇宫还藏有索靖的其它真迹,皇上对照题鉴,则其当为索靖作品的铁证。

国内媒体因此纷纷以“中国现存最早书法”、“索靖存世真迹之唯一作品”、“中国书法第二件作品”、“晋代真迹”等词来形容这即将现身的国宝。

还有媒体煽情无限地说,“这将是一件改变中国书法史与文物史的国宝,而且最终的拍卖价格还可能再创新高”——紧接着透露:国内有买家欲以3000万元的天价竞购此作品。

嘉德拍卖行也将这一宝物底价定为2000万,并放出风声:“徐邦达、启功、傅熹年都说好,是国宝,徐邦达与傅熹年都建议国家买。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文物局都开了研讨会要买这件好东西。”

随后,嘉德作出严正声明,为了国宝不流失海外,只作定向拍卖,即只准国内博物馆、国有企业等举拍。

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与嘉德所说一致:7月13日定向拍卖、2000万起价、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天价成交。

事件本来应该就此结束,但剧情发生了“神逆转”——许多亲眼目睹过拍卖宝物的业内专家、学者指出:该作品并非索靖手笔,“故宫重金买了假货”。

米友仁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非常有名的鉴定家,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力,曾被召入南宋绍兴内府鉴定所藏书画,多有鉴题,存世书法墨迹也多为鉴题,可信度极高。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同时也是《出师颂》专家鉴定小组成员的单国强向媒体作出解释,他的态度简单明了:故宫从来就没认为这个《出师颂》是索靖的作品,而将之视为隋代的作品。而且,在清宫内,也是将它作为隋代作品加以保存的。在乾隆时期刻的《三希堂法帖》中,也是将其视作隋人书。

单国强说:“对于古代字画的鉴定首先必须明确鉴定的主旨。对于有款题的作品,鉴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此作品是否确为落款作者的手笔,这里有真作和伪作的区别;而对于没有款署的作品,是没有所谓“真伪”问题的。因此,对无款作品《出师颂》大谈是真还是假,是真迹、摹本还是伪作,都是没有意义的,是缺少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的。”

那么,既然明知不是“晋墨”——不是晋朝人的作品,而是隋朝无名人氏临摹之作,为什么还要坚持购买呢?

单国强的回答是:隋代存在的历史年代非常短暂,则其能够流传下来并确定是隋代名家的书画作品十分稀少。即使有,也往往被认作是六朝或者是唐代的作品。而《出师颂》是以明确的隋书身份出现的。目前,故宫收藏的隋代作品只有一部写经,而别的朝代的书画珍品都有收藏:西晋有陆机《平复帖》,东晋有王《伯远帖》,唐代的就更多了,隋代作品是个缺件。《出师颂》完全可以弥补故宫博物院在书法藏品中的空白,所以院方决定购买。

然而,敦煌出土隋人写《妙法莲华经》的拍卖价仅为6万元,现在这个隋朝无名人氏的作品却需要2200万元,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代表故宫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回《出师颂》的梁金生的回答是:值!隋代非常短暂,能够流传下来并确定是隋代的法书十分稀少。每次办书法展,西晋有陆机《平复帖》,东晋有王珣《伯远帖》,唐代就更多了,而隋代作品是个缺件。《出师颂》回归后,故宫的馆藏书法就能够“串”起来了,而与敦煌出土隋人写《妙法莲华经》不同,隋人《出师颂》属于名迹。

上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书法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戴小京指出:“宋高宗与米友仁是一殿君臣,在此卷中有米友仁题字: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书。要知道米友仁因精于鉴赏而被任命为御用鉴定师。文献记载,高宗每得法书、名画,命之鉴定题跋于后,或谓一时附会帝意,画颇未佳而题识甚真者。如果米定为隋贤,高宗不会在卷首书晋墨,如果高宗已题晋墨于首,附会迎合帝意的米友仁断不敢再定为‘隋贤’。嘉德版本的《出师颂》在历史上出现在明朝,当时过眼之人没有晋墨的记载,而在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时出现了‘晋墨’的记载。可见晋墨是明朝人加上去的。”

戴小京这一说法极具杀伤力,宋高宗与米友仁为一殿君臣,即有米友仁题“隋贤书”就不会有宋高宗书“晋墨”;有宋高宗书“晋墨”,就不会有米友仁题“隋贤书”,足见此条幅是后人作假。

中国美术史权威、书画家陈传席,以及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钟银兰又指出:“晋墨”两字是写在有五爪龙的纸上的,而“宋只有三爪龙、四爪龙,没有发现过五爪龙,这两字不可能是宋高宗所写。”

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隶章体书法权威张森加入初刀,说:“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幅作品不是隋唐之前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晋代书法的时代韵味,隋唐之前的作品与其后的相比,要质朴厚重得多,唐之前毛笔用短锋,下笔就有厚重感,从笔法、结构、气势上来看,这幅作品下笔单薄,很可能是明人摹本。”

完了,《出师颂》不但不是晋人索靖的作品,也不是隋朝无名氏的作品,而是“明人摹本”,这回,故宫方面该怎么说?

单国强和梁金生都曾强调:故宫每次购买文物,都会组织专家反复论证。这次决定购买《出师颂》前,故宫组织启功、傅熹年等六位专家成立六人小组,召开过鉴定论证会的。

90岁的启功老先生是六人小组中最权威的书法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晋墨两字是假的,那是明朝的纸,宋高宗如何可能在明朝的纸上写字?拍卖行是商业行为,乱炒!炒得越高越好。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我们从没有向国家推荐买这件东西。”

记者又电话采访了六人小组中的国宝级鉴定大师傅熹年,问:“傅老,听嘉德说您向国家建议购买这件国宝。”

傅熹年立刻回答说:“没有这个事情,绝对没有这个事,我没有写任何东西。《中国文物报》说我讲这个东西非常好,让国家买,我已经让他们更正了。公家问我什么态度,我就说了。哪些部分是假的,我也跟国家说了。媒体我一概不说。不要理它,越炒要加几倍的价格,吃亏的是国家。”

最后,对这事给出有力回应的还是单国强,他说:“《出师颂》属于故宫藏品,1922年被溥杰携带出宫,后来流失。现在重新出现,故宫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回购收藏。”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也说:“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大量的故宫藏品流失。故宫博物院一直都在通过各种途径收回属于自己的藏品。如今成功购得《出师颂》,使得一件离开故宫80年的珍品重新‘回宫’,这是为保护珍贵的国家文物所做出的努力,故宫所做的这一切,很值!”

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伟平却因此哀叹,称:“如果没有媒体炒作,1000万都卖不掉,媒体作用起了50%,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是道听途说没有做具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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